日前一篇〈調查指「低頭族」成拒讓座主因 記者直擊青年玩手機未讓座予抱孩婦女〉報導，

日前一篇〈調查指「低頭族」成拒讓座主因 記者直擊青年玩手機未讓座予抱孩婦女〉報導，掀起網民怒氣，抨擊報章「消費當事人」、「當道德判官」、渲染「惡少不肯讓座」，在港鐵車廂拍照的攝記更被起底。事件再次顯示，主流傳媒的影響力每況愈下，網絡輿論力量終有一天，將完全取而代之。



圖片來源：明報


事源上周四，理大發佈「市民對香港讓座文化的看法」民意調查，聲稱逾五成受訪者認為「乘客普遍垂下頭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」，是不讓座的原因。於是，《明報》派出兩記者，到港鐵車廂親身視察，其中一位攝記拍下相片；圖中見到，一抱著嬰孩的婦女坐在地下，不足1米，正正有位低下頭玩手機的青年。報導更繪形繪聲描述，該青年沒有意識要讓座，當發現被拍攝時，反而惡人先告狀指罵攝記，惹來乘客不滿。另一位記者則街訪六旬老翁，指獲讓座的機會只有一半。這宗報導刊登後，在網絡惹來極大迥響，指把不讓座的責任錯誤歸咎年青人，又抨擊報章扮演判官，公審年青人。而《明報》則以大眾不熟悉編採過程了事，令傳媒及大眾陷入對立局面。


先旨聲明，「青年人應否讓座」絕非此文討論焦點，筆者只是從這宗事件，看出主流媒體影響力江河日下而己。首先，撇除預設了「低頭族青年是不讓座的主因」的立場(無論新舊媒體，預設立場是天經地義，別跟筆者說「傳媒應該中立持平」這陳腔濫調，作為前新聞從業員，筆者打賭，真有這樣天真的傳媒中立持平，讀者不會買來看)，純粹以採訪手法來看，這宗報導沒有犯下大錯——新聞講求真實，攝記的照片真實無疑，絕無虛構或後期加工、而文記則撰寫真實情況、青年和乘客的對話，沒有歪曲事實(渲染放大是另一回事)。翌日，筆者觀乎所有報章之報導，僅僅敍述理大的新聞發佈會，而《明報》分別在港鐵、街頭採訪，論單一新聞的深入程度，高下立見。


筆者認為，整件事的最大的錯誤，絕非「偷拍玩手機青年」(網絡上何其多這種未見當事人同意，就拍下對方惡行的相片/短片，要罵就罵全部，不能這樣雙重標準)；也絕非「當道德判官」(無論新舊媒體，作為社會第四權，天職便是對是非黑白有所價值判斷)，而是沒有認真解讀理大的調查結果——這份調查指出，32%受訪者認為本港讓座文化「有改善」、高於「轉差」的22.2%；編採似乎沒有認真看待這點，便立刻跳入「低頭族不讓座」這片語，然後便在這點大造文章！


編採另一錯誤，是忽略了「讓座文化沒有改善」是多重選擇題，除了55.1%填了「低頭族」這選項外，還有43.5%認為「政府港鐵及巴士公司未有大力宣傳」、42.5%認為「欠缺公德心」。後兩者也有逾四成受訪者選擇，編採卻置之不理，無怪乎報導會引人非議！


主流傳媒一直都是先入為主，根據既有立場，再進行採訪報導，製造輿論，影響社會大眾，此乃「公器」，傳統媒體如是，新媒體也是扮演同樣角色，沒有問題。2012年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關鍵期間，「大熱門」唐英年被傳媒揭發其大宅地牢僭建，引發誠信危機，最後大熱倒灶，和特首寶座失諸交臂，此乃傳媒影響力例子之一。


但是自回歸後，主流傳媒逐漸被建制收編、立場親政府，逐漸失卻監察權貴的「第四權」地位，公信力急速下降。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「全球新聞自由指數」排名，香港今年跌至第70位，是該指數自2002年成立以來的歷史新低。譬如是次被網民狠批的《明報》，上年就發生「空降」總編輯事件，集團任命馬來西亞《南洋商報》前總編輯鍾天祥領導編採，就被員工質疑和擔憂會否阻礙編輯自主權及新聞自由。


主流傳媒公信及輿論地位江河日下，相反，新媒體力量急速上升。自互聯網、社交平台迅速發展，新媒體改變公眾認知方式。去年的「雨傘革命」便是最佳例子，在主流媒媒刻意淡化、歪曲報導的情況下(大家該不忘記暗角打鑊事件)，新媒體成為佔領參予者接收真相的平台，甚至透過Facebook、YouTube、Whatsapp等發佈現場資訊，然後大量「評論者」跟進，多得新媒體的突破報導，否則「雨傘革命」早被主流傳媒抹黑成為暴動了！


昔日，主流傳媒的其報導確能左右社會大眾的觀感和價值判斷，但網絡世界急速擴大，形成影響力更強大的輿論，雙方此消彼長，主流傳媒的「主流」兩字漸漸褪色。「讓座」報導只是其中一個例子，筆者相信，將來會有更多類似情況出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