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周不得不談旺角警民大衝突。為了分散大眾視線，政府高調大動作地把焦點集中在暴力之上，

本周不得不談旺角警民大衝突。為了分散大眾視線，政府高調大動作地把焦點集中在暴力之上，令大眾只注意到示威者一晚的「犯法」，而無視政府多年的「犯罪」！在政治公關上，這次政府高官把轉移視線的技倆發揮得如此淋漓盡緻。



圖片：boxun.com


年初二凌晨衝突過後，梁振英迅速出來高調定性事件為「暴亂」，形容示威者為「暴徒」，而警方大肆拘捕幾十人，及控告罕見的「暴動罪」，而CCTVB等主流傳媒清一色形容事件為「暴亂」或「暴動」，不斷重覆示威者碇磚、攻擊警員等「暴力」畫面。之後，警方更大肆搜查一個環保工場，聲稱搗破一個「武器庫」，極盡能耐把旺角衝突，包裝成為一群「暴徒」以預先準備好的「武器」、訴諸街頭「暴力」發動的「暴亂」。


這種政治公關技倆的確有效，儘管事後也有學者、評論強調，事件其實反映，梁振英政府施政失當、輕忽民意，導致民怨升溫，結果小販魚蛋成為了民怨爆煲的導火線。但是，港豬就是港豬，那能正確思考？數字會說話：新思維委託進行的民調顯示，52.1%受訪者認為示威者需負最大責任、只有26%認為政府要負責。


「總之犯法就係錯、無論如何都應該守法！」這幾年，尤其是2014年佔領過後，政府透過主流傳媒不斷向社會滲透這種意識，成為衡量社會抗爭的絕對標準：佔領是錯，因為佔路者犯了法；驅蝗是錯，因為擾亂社會秩序；衝擊議會是錯，因為刑事毁壞；拉布點人數也是數，因為立法會也有本身規矩！


在這種長期轉移視線下，每次一有社會抗爭發生，港豬都條件反射性看有無人「犯法」，而忘掉了更重要是，高官「犯罪」。犯法和犯罪是兩種不同概念，前者是指觸犯由政權、立法者所定下的法例，但法例是因時、地、處境而異，並非必定絕對的——舉個例子，熟食小販在香港公開攞檔是犯法，但在台灣、新加坡，不但合法，更幫助政府推動旅遊業(詳情參閱筆者上年2月舊文「撐小販開夜市振經濟」)。


犯罪，則是專指道德層面，例如說謊、虛偽、貪心、獻媚等。道德上的罪，未必能寫成法例，法庭不能判其入獄，但一個人犯了嚴重的罪，又被揭發，社會自有公論，在人心目中，會判定其是非對錯。


譬如蠢蠢欲動下屆特首寶座的梁錦松，當年被傳媒揭發「偷步買車」，儘管沒有被告上法庭，但社會對其失去信任，梁也得辭去財政司司長(事隔十年，梁錦松竟能東山再起，港豬的確寛宏大量！又例如聲稱犯了「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」的成龍，婚外情、私生女都沒有犯法，但在道德上犯下不忠的罪。


這幾年政府不斷打壓港人權利、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出版自由、網絡自由等，社會意見領袖、學者，不直斥政府「犯罪」，敦促高官應該檢討施政失誤，反倒譴責被壓不過氣的弱勢市民，在無可奈何下的反抗行為，像CCTVB這類傳媒，無限放大「犯法」，引導觀眾聚焦示威者「犯了法」，所以警察暴力鎮壓、政府秋後算帳、政治檢控就相當合理。


堅持和理非非的港豬，若果不服氣筆者批評的話，不妨參考，堅持非暴力鬥爭的馬丁路德金，在1968年3月14日於一間中學演講的評論，作為文章的結束：「今天晚上，如果我單是在你們面前譴責騷亂，那是不足夠的。如果我不同時譴責在我們社會中存在著那些隨意且不能忍受的狀況，那就是在道德上不負責任。正是這些狀況令人別無他選，要以暴力抗爭來爭取注視。我一定要說的是，騷亂是被忽視者所用的語言。」